《技术与文明》摘录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得不深深地为作者的远见，洞察与见解所折服。这本书与其他优秀的书籍一样，适合常读常新，不同年龄段去读，会有不同程度的体会吧。

将书中后半段关于机器体系的总结与期望部分摘抄，与大家分享。

本想写点体会的，没想到摘抄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6小时，读后感还是放在另外一篇博客中吧！

目前的假晶

• 这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这些更亲近自然的兴趣，这些技术的改善和精巧，他们导致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仅仅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推动曾受到资产阶级和军备企业赞助的过程，我们尚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征服军备企业，让它们服务于更重大、更人性的目的。假晶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在城市发展上，开始于资本主义煤炭-钢铁体系集中化拥堵现象，在应用了电力输送和汽油输送以后变得更加拥堵了：新的手段的应用只是增加了这些陈旧、低效、非人性的大城市的面积和人口。类似地，钢结构建筑允许玻璃和阳光的遮挡。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研究被用来让人们习惯于接受精明的广告商硬塞给我们的商品。虽然现在可以运用科学手段——例如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科学仪器来客观评价商品和质量，但现在的商品质量却由纯粹主观的方法来推定。掌握在私人银行而不是公仆手里的生产企业，其计划和协调变成了不仅没有增加休闲时间，反而变成了让更多的人陷入贫困的工具。飞机并没有推进国家之间的旅游和交流，反而作为战争工具而增加了互相之间的恐惧。飞机与有关毒气的最新化学成就相结合，人们掌握了冷酷无情的大规模的毁灭手段，即使在过去大力消灭害虫和老鼠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这种规模。缺乏更高的社会目标的协同发展，机器体系在新生代技术阶段的发展只能增加贫困化和野蛮化的可能性。
  不仅是旧的技术形式限制了新生代技术经济的发展，而且新发明、新设备往往用于维持、更新并稳定旧秩序的结构。过时的技术装备中有着政治的和金融的既得利益：凡勃伦在商业企业理论中敏锐地分析了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大量资本已经投入麻烦不断的水电设施和陈旧的电器之中而变得更加尖锐了。过去推动了发明的金融投资，现在却增加了技术的惰性。因此就出现了引入自动电话时的裹足不前；因此汽车设计总是沉溺于表面的时尚而不是利用空气动力学来实现舒适、速度和经济；因此就不断有专利由于被垄断寡头购买了而实现了安乐死。
  这种勉强、这种反抗、这种惰性都有很好的理由：过时的东西有一千个理由害怕后来者的优越性。新生代技术设计的工业是有计划的、经过整合的，它们允诺的是比旧技术高得多的效率，原来节俭经济下的任何制度或机构在这种过剩经济下都不可以保持不变。特别是将所有权和利润集中到少数人的制度，其中购买力都被工业企业的过高投资和过分膨胀吸收了。这些制度确实无法与生活必需品的计划经济和计划分配相容，金融价值和实际商品无法等同于整体利益，受益的主要是私人资本主义。这也不奇怪，因为原来的资本主义结构就是为此目的而形成的。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那些影响、控制工业社会的命运的团体——银行家、企业家和政客——会竭力阻止向新秩序的过渡，不断寻求对新生代技术的限制，避免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环境的剧烈变革。现在的假晶只是个社会和技术上的三流产品。如果让新生代技术文明发展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方向的话，其效率将比现在的假晶所达到的高出好几倍。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去寻找这种新制度和新模式，反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发明去允许许多旧时代的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陈旧制度苟延残喘。手段是新生代技术时代的，而目标却是古生代技术时代的，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最明显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自吹先进的新技术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就像现代战舰一样，它确实是新的，先进的。但却可能是反动的，可能正阻碍着我们所寻求的工作、艺术和生活的自由融合。

机械陈规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遵守时间不仅是联络并协调复杂运作的一种手段，而且也像金钱一样变成了具有自己的价值和独立商品。学校教师和律师都按一定的时间表来履行职责，严格得就像火车司机，甚至连医生都有自己的手术时间表。讲到生孩子，正常分娩的第一要素是耐心，而不是医疗仪器，而且这也是避免感染的安全对策。即使如此，渴望掌握主动的产科医生也往往借助机械而介入生育，这似乎是造成美国医生的丢脸记录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其医院的卫生条件极其优异。而产婆正相反，她们从不唐突地强求加快自然的分娩过程。虽然诸如吃饭和排泄等生理机能上的定时有助于保持健康，但在其他方面，例如游戏、性交及其他休闲活动中，冲动的力量是瞬时的，决不是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这些方面的守时习惯只可能导致迟钝或衰退。

• 守时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参考点，对于多种多样的小组和不同功能的协调真的是价值连成，因为没有其他的共同参考框架。在个人从业的时候，这种规律性可以大大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若任意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人类生存本身就会变得仅仅是为了遵守时间，而监狱的阴影也被扩大到了人类活动的过多领域之中。

• 其实偶然、不可预测以及突发奇想就像规律性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 训练得严格守时而不顾自己的健康、方便和福祉，必然会使生活变得过度疲劳而无法忍受，除非注入新的活力及热忱。

• 仅次于机械陈规的是下述事实，当今绝大多数机械设施都致力于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例如，鸡蛋的冷藏时为了让鸡蛋能销售到更大的范围。牛奶的巴斯德杀菌法是为了克服母牛到消费者的距离障碍。但应用机械设施并未改善产品本身。冷藏仅仅减慢了腐烂的过程，而巴斯德杀菌法实际上也剥夺了牛奶中的某些营养价值。如果能让人口更靠近生产牛奶、黄油和绿色蔬菜的乡村地区，那也许能大幅度减少为了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应用的精巧机械设施。
  我们不难想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都指出了机器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一直没有认识到的事实。这些鼓吹者总是把动力消耗和机械设施的任何增长都看成是效率的增长。凡勃伦在其《手艺的本能》一书中就质疑过：被认为技术的可信成果的打字机、电话和汽车，“相比所节省的，它们是否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物质。”它们被质疑造成经济损失是因为它们所增加的办事效率、交通量和通信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贝特兰罗素注意到，运力的每次改善都增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距离。如果某个人一百年必须走半个小时去上班，那么现在他仍住在原地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现在他被迫居住到更远的地方，这也就抵消了发明带来的有利条件。

• 机器提高效率、机器加强合作、机器提高智能，并且借助于业务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发挥到了极致，但现在——由于缺乏控制——它们反而阻碍了原本想达到的目的。机器对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人们机智地应付这种要求的能力却没有增加多少。外部世界对于人们的要求，不管是否真的重要，变得异常频繁而强烈，而人们的内心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人们不再有主动的选择，只有被动的吸收，最后沦入被维克多布兰福德戏称为“糊里糊涂的主观主义”的状态。

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过剩的动力

• 过于关注生产数量，于是发展机器的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物质商品的生产上。过分强调了生活的物质方面：人们牺牲了时间，牺牲了当前的快乐，只为了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物质手段。因为大家认为生活福祉与拥有的汽车，浴缸和其他机械制品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不再满足基本物质需求而是无限拥有奢侈品。但这不仅是机器体系的特征，因为这种趋势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其他资本主义阶段之中。机器体系带来的特征是这种想法不再局限于某一阶段，它已经世俗化，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个阶层之中；也许做不到，但至少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特别有害的是它让人类一切非物质的兴趣和职业都有该受谴责的嫌疑：饿瘪是，它声讨了自由主义审美观和知识分子的爱好，因为“它们不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天真的机器赞美者认为发明带来的福祉之一是它让想象力无容身之地：不必再和远处的朋友在幻想中交谈了，你可以拿起电话直接听到他的声音。如果受到感情的困扰，不必再用唱歌或写诗来排遣，可以直接放唱片。然而，唱机和电话的特殊功能并不能替代生动的幻想世界，再精致的浴缸也替代不了花园或绘画。这么说绝不是想贬低唱机和电话。物质至上的残酷现实是，我们的文明更偏爱机械设备的使用，因为商品生产以及动力消耗就有赖于此。而人类的直接反应或不需要什么机械帮助的人类活动却被忽视。不管商品是否需要就直接生产，不管发明是否有用就直接应用，不管动力是否有效就直接利用。这种习惯几乎已经扩散到现代文明的每一个方面了。结果是人类的个性被忽视：有目的性的行动只是被勉强容忍，更多的是被动适应。无处不在的工具主义限制了与机器体系没有紧密关系的人类重要活动，而且把物质产品的重要性夸大到成了一种象征——成了智力、能力和远见的象征，甚至夸大到把不拥有物质产品视为愚蠢和失败的象征。这种物质至上主义已经没有了目的，它本身就是终极目的。现在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物质产品需要其他辩护理由，那么可以这样说，物质产品的消费能让机器继续运转。
  这些缩短空间、节省时间、增加产量的设备所经历的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动力生产上。动力和动力生产也遇到同样的悖论：它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也部分被抵消，被增加的消费机遇所抵消；其实是被增加的消费的必要性所抵消。很久以前英国数学家巴比奇就巧妙地阐述了这种状况。他叙述了法国人M瑞德莱做过的一个实验：测量移动一块大石头需要施加多大的力量。经过粗加工的大石头重1080磅，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需要758磅力。同一块大石头，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52磅力；大石头放在木板上，再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06磅力。若在两块木板之间用肥皂液润滑，这时移动它只需要182磅力。现在把大石块放到3英寸直径的滚轮上，这时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只需要34磅力，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只需要22磅力。
  这个简单例子说明现代生产中有两种方法来应用动力。一种是增加动力，另一种是节约动力。其实我们许多所谓效率的提高是利用758磅力来做本来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只需22磅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我们自以为优秀的错觉，其基础是因为我们有736磅动力可以浪费。这个事实解释了把过去的工作效率与现在做对比时某些可笑的错误计算和荒唐评估。某些技术人员就混淆了增加设备负荷/增加能量消耗和完成有效功的数量之间的区别。但是现在生产中可资利用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必须在考虑损失的同时抵消掉以达到平衡。

• 虽然现代文明的收益很可能大于损失，但纯收益绝不像我们过去只看损益表的收益一项时所想像得那么多。

• 正如机械方法修复牙齿开始于19世纪，在生理学和营养学取得进展之前，而后者的进展必将减少修复牙齿的需求。同样，我们在机器体系上取得的许多成就也仅仅是服务于社会的权宜之计，同时我们应学习怎样更有效地理顺社会制度、改善生物条件以及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我们许多机械设施的功用就像拐杖和受伤的腿的关系一样。虽然拐杖不如正常的腿，但拐杖能帮助使用者走路，与此同时骨头和肌肉也得以恢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每个人都用拐杖的社会竟然会比每个人都用双腿走路的社会效率更高。

• 罐头和冰箱可以让有时效性的食品全年供应，或使食品推销到远离原产地的地区，因此是真正有效的机器设备。然而，如果盛产水果蔬菜的农村地区仍然食用罐头食品，那就是社会的重大损失了。机械化促成了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巨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销体制也随之而发展，于是罐头、冰箱这类间接而且效率也更低的手段却经常受到垂青和眷顾。然而，当同样品质的食品就在附近的时候去选择陈旧的或千里之外的食品并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情况得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因为缺乏合理的销售体系。动力机械似乎给社会的低效和无能发了通行证。虽然社会整体受到了损失，但搞企业的个人却由此而获益；因此这种更容易通行无阻。
  问题在于效率的高低总是与是否适合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和营销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与是否适合现代商业开发混为一谈。

• 精心制作的防腐剂由机械包装而且价格便宜，通过广告宣传而进入了千家万户，其实连普通科学知识都说明最常见的氯化钠就完全可以胜任。电机驱动的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美国家庭，为的是让早已过时的地板覆盖物——地毯——保持清洁，地毯即使没有随着其起源——大篷车而消亡，至少也应与蒸汽加热房屋和橡胶后跟一起被淘汰。把这类浪费的可悲例子归功于机器体系，就好比把便秘药物销量的增加看作是悠闲的好处。

• 虽然人类业绩的标准化会扼杀主动精神，减少人类活动的丰富性，但机器性能的均匀一致和产品的标准化带来的却是好的效果。以前过分强调了产品标准化的危险性，因为那些人将适用于有生命物体的行为的判据应用于机器体系。危险性后来又被进一步夸大，那些人把所有的标准化都看作坏事，而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好事。实际上单调（均匀一致）和变化是两个极端，二者都不能、也不应当从人类活动中消失。

合作和奴役

• 发展机械设施和机器标准的一个副产品是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工厂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出现在产品的使用上。例如，安全剃须刀把刮胡子从需要训练有素的理发师的专业操作变为人们每天自己可以做的平常事，即使是没有经验的男子也能迅速完成。汽车把需要火车司机的专门知识的驾驶变为几百万业余爱好者也能掌握的行为。照相机在一定程度上把木刻艺术创作变为普通人也能大致掌握的、简单的光—化学过程。就像在制造业中那样，人类的功能首先被专业化，随之机械化，最后半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达到最后阶段以后，功能再次具有原来非专业化的一些特征。如同摄影有助于眼睛的再培养，电话有助于声音的再培养，收音机有助于耳朵的再培养一样，汽车再次重现了某些手动和操作的功能（这些技能由于机器的引进已经从其他人类活动中消失了。）这些手动操作让驾驶员又有了自己有能力，能掌握方向的感觉——在不断的潜在危险中把握方向的感觉，要知道这种感觉由于机器的运用已经在其他人类活动中被剥夺了。因此，过分的机械化减少了家庭服务的需求，也由此增加了处理个人事务的机会和个人参与家务的程度。简而言之，机械化增加了人类劳动的新机遇。整体来说，其效果相比原来旧文明中奴隶和仆人的半自动服务更有意义。因为，所谓机器体系使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只在一定程度内是如此。只有当世人无法分辨不经加工的罐头汤与家庭烹制的鲜汤之间的区别，当世人丧失审慎而无法分辨四轮刹车与优秀驾驶员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才会觉得机器体系使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

• 从社会角度来看，必须注意机器体系的一个终极特征，也许是最重要的特征：机器体系给人类强加了集体努力的必要性，并拓广了集体努力的范围。人类逃脱了自然界的控制，人类也同样程度上必须接受社会的控制。作为系列操作的一环，每个操作必须平稳而且按正确的速度运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程序的有效运行，所以社会各元素之间必须普遍建立紧密的协调。个人的自满自足其实是技术粗糙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技术现在已变得如此完善，要操作机器不可能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合作，最终的高技术只可能建立在全球贸易和智力交流的基础之上。

体育运动和“体育明星”

崇拜死亡

小型减震器

抵抗和调整

• 承认这些事实也许是理性对待机器体系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无用的可悲的逃避机器体系的方法，例如倒退回野蛮时代或者求助于麻醉药和减震器。虽然它们能暂时缓解压力，但它们最终所带来的伤害要多于所消除的伤害。另方面，机器的最客观的鼓吹者也必须承认浪漫主义抗议机器体系的行为背后的人性和正确性。浪漫主义运动中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中德元素实质上是人类遗产中无法忽略、无法轻视的一部分，它们为更全面地融合指出了方向。而机器时代就未能实现这种全面的融合，未能把浪漫主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去。机器体系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只能依靠已经证实了其不良特征的减震器的帮助，或者依靠堕落的，野蛮的元素的代偿作用来调整，而这些堕落、野蛮的元素很可能摧毁我们文明的整个结构。

“机器体系”的消亡

• 在建设一个中性的、没有价值观的科学世界中，在机器体系的适应性和工具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巨大能量和机器体系的控制权都交给了人性中那种幼稚的利己主义，而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魔幻般地成为了现实。在开发机器方面我们走得太快、太肆无忌惮，我们没有能够同化机器，也没能够把机器和人的智力和需求协调起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以及我们盲目相信机器带来的问题必定能够用机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所造成的局面。机器体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好处，但如果我们把用于准备战争的——且不说已经消耗在过去战争中的——能源、智慧、时间和各种资源扣除，我们会沮丧地发现，最后获得的净收益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随着更加高效的屠杀方法的发明，净收益也就愈发渺小了。在这方面的失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 资本主义和技术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技术为人来带来的福祉被惟利是图的经济无耻地掠夺了。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劳动生长率的提高被资本主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其他很多因素：集体的思想、合作的行动、寻求秩序的习惯等。而这些品质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必然联系。不断拓展、完善机器的性能，而不对社会行动的职能部门和社会控制权力进行人性化的指导，结果就是在社会结构中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因素。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本性，机器体系被过分地扩大了，过分地被利用了，过分地被压榨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使机器和社会融为一体绝不是让社会的运作方式赶上机器发展的步伐。恰恰相反，我们要使机器的天性和节奏与人类的需求相吻合。
  如果还有人认为机器所导致的困境可以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那么我们只能把他看作是幼稚的，甚至是庸医或骗子。

有机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成熟

• 形状、模式、构造、有机体、历史渊源、生态关系这些概念在各种学科中已经开始频频出现。现在美学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已成为真实的属性，就像过去科学经常孤立开来研究的各种主要物理变量一样。这种观念的变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这场运动部分来自对生命的关注的普遍复苏——对孩子的关怀、性文化、回归野性大自然、复兴的太阳崇拜等。这场运动又反过来给上述这些自发的运动和行为以精神和智力上的支持。正如我在描述新生代技术时代时所指出的那样，机器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新兴趣。我们现在意识到了即使是最好的机器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与飞行的鸟类相比，设计最好的飞机也不过是粗糙的、经验性的近似。我们效率最高的灯泡也无法与萤火虫的发光效率相提并论。世界上最复杂的电话通信系统与人体神经网络相比也不过是小儿科。

增加能量的转化！

使生产过程更加经济！

• 其后，真正走向产业合理化的一步是利用拓展工人的兴趣、增加社会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一方面，这意味着减少价值不高和违背人性的一些工作。这也意味着不再生产没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产品，因为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强迫他生产没人人性价值的东西。与此相比，清理麻絮也要有益得多。此外，在生产过程中鼓励发明创造、依靠群体的力量、对劳动亲切的社会认可、让工作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让工厂生产的社会行为转化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旨在建立人性化管理和高效生产的产业模式，为非资本主义企业模式的到来指明了方向。

• 据一个观察者分析，工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明显要快乐、幸福、自由一些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劳动效率更高”。这比泰勒当年对机械动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指明了在社会化产业中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本身的到了充分的尊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最开明的时候在这一点上也是望尘莫及的。（现在小规模的企业依然能够和大企业竞争，除了它较低的日常管理费用外，人性化的因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呢？）

• 经济区域化的目的在于消除产业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因为无论这种专业化生产能够带来多大的短期利益，它总的趋势还是使该地区的文化生活陷于贫乏。而且，由于经济过分单一，就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最终还是会威胁到该地区经济的根本。每个地区都有能力做到动植物的生态平衡，基于同样的道理，它也能够做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城市中高楼林立的建筑和开阔的活动空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为某种单一资源而完全专业化了，或者每一寸土地都建有房屋和街道，那么，无论它的贸易在短时间内如何繁荣，其环境必然是有重大缺陷的。经济区域化就是要创造一种平衡的经济，也是为了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使消费正常化！

• 历史证明，人类所犯的错误如果能够用一种正式的学说表达出来，而且能够浓缩成几个字的醒目口号时，这种错误就是最阴毒、最危险的了。那些扩大需求的学说，把消费分成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说法，把经济发展过程描述成机械化生产的产品最终会让人人都能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即使是那些曾经公开反对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彻头彻尾的不公正和臭名昭著的不平等的人也不例外。在胡佛委员会的《当前经济形势报告》中，那种极度的自满、愚蠢、而又盖棺定论、不容置疑的口气可谓经典：“本次调查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理论上就已经长期认为是正确的事实。即，需求几乎是不可能满足的；一个需求满足后另一个需求就会紧接着出现。本报告的结论就是，在经济上我们有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旦得到满足，新的需求永远会被更新的需求所取代。”
  当我们抛弃关于消费的分级理论，并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考察事实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说中没有一点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首先，生命的需求必然是有限的。正如一个有机生物体的生长不会超过物种自身的限度，而且这个界线往往还位于比较确定的范围内，生命的某个技能也不可能需要无限的放纵来满足。人体每天需要的热量也就是一定的卡路里。如果说每天吃三顿饭我们的机体就能够正常运转的话，我们决不会因为每天吃九顿饭而变得比过去强壮三倍。恰恰相反，这样吃很可能造成消化不良和便秘。如果说马戏表演场四周的座位从一排增加到三排可以让三倍的人享受到马戏的乐趣的话，其他情况下这个规律并不成立。某种刺激和兴趣所带来的快乐并不会随着刺激强度的递增而递增。即便是花样百出，超过一定的界线也终有厌倦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其功能却极其相似，就如同饮食中食物的多种多样一样。这是一个有用的安全因素。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一定会有需求和欲望这一基本事实。东方的君主可能会因为拥有一千个妻子而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但轻微自然赋予他的性机能能够满足这一千个妻子吗？

• 生命需求的第二特征是，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果腹的食物以不致饿死；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蔽体的衣服而不致蒙羞；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居住的房子而不致冻死。人的生命，其实从诞生的一刻开始，就存在一些人们通常将其标定为“奢侈品”的需求。歌唱、故事、音乐、绘画、雕刻、嬉戏玩耍、戏剧等等。这些都是在动物生存所需的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但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人类填饱肚子之外的事情；相反，它们应当被看成和填饱肚子一样是人类生存必须的东西，更不要提它们在满足人们情感、智慧和想象力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把这些东西撇到一边，把它们看成贪婪的生活才应该有的目标，或者把它们纳入和机器生产的产品同一类性质、并且可以标价出售的东西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既误解了机器体系的潜力，也误解了生活的本质。

• 要使消费正常化就要建立一个标准。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达到了这个标准，无论它拥有多少财富。而且这个标准不可能用一笔金钱来定义。贝拉米曾经在19世纪80年代确定了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标准；最近一些技术寡头们又确定了每人每年20000美元的标准。但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5000美元还是20000美元，今天所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来说都不一定能够满足更严格意义上的生命所需的标准。而且，生命标准越高，就越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就越需要考虑休闲、健康、生命活动和审美愉悦等等因素，就越需要考虑机器体系所不能生产的产品和环境质量的改善。

•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增加消费，而是让消费符合健康生命的标准；不只是看中手段，而是更看重目的；不是看重机器设备，而是看重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一旦我们建立了这个标准，生命的成功与否就不是看我们所能生产的垃圾产品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学会享受非物质的、在消费过程中不会消失的产品，取决于我们作为情人、配偶、父母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取决于我们能否独立地、像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思考，获得人格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特点和差异应当正当地存在于个性中，而不是我们居住的房子的宽敞程度，我们服饰的精美程度，或我们随时能够支配劳动力的多少。健美的身体、机敏的头脑、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上述任何一种品质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缺少的群体生活。这些，就是正常化生活标准的一些具体目标。

基本的共产主义

• 在机械生产日趋完善的今天，如果还让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他谋生的唯一来源，这就是破坏了他生存的基础。即便是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学说上发展的出劳动价值理论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存基础应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就像孩子是家庭的成员一样。一个社会的能源、技术知识和文化传承都应当平等地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 如果没有基本的消费标准，也没有使这种标准普及的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奢谈什么“计划经济”，那是错把大规模资本主义垄断造成的破坏当成是有智慧的社会管理。

• “在国家控制下的产业发展无疑要慢一些。因为这种控制会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类智慧和努力从某些产业转移到能够创造更高级财富的生产形式中来。但是，据此认定国家控制下的产业进步就会停滞不前是不正确的。这种进步会慢一些，而且会带有例行公事的特点：也即它会对生产和分配的机制做出缓慢但持续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的逐渐变化的需求。”无论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传统行业家眼中是多么地离经叛道，从人性的角度看它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

让社会创造化！

• 科学在方法上是社会性的，在视野上是全球性的，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正是由于科学不必立刻产生效果，才完成了一些最危险、但又最富有成果的伟大创举。

• 一个基本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在下层劳动者的滋养下产出了多少好的艺术。这些下层劳动者恰恰是等级文化所鄙夷的。例如《白鲸》是由一位普通水手创作的；《沃尔登湖》的作者是一个制作铅笔的工作兼勘测人员；《草叶集》的作者曾经是印刷工人和木匠，这就一点也不显得奇怪了。只有当思想、经验和行动都能够无拘无束地在不同的领域自由穿行时，大脑的思考才能形成完整的轨迹。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职业专业化和思想专门化只能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超过了限度，就像克鲁泡特金指出的，需要把各种劳动整合起来，把劳动与生活统一起来。

• 如果把创造看成是个人中心主义的享乐或私人财产，那么就把创造看得太渺小了。因为归根究底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人类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短短历程中最具备永恒性的活动。

• 如果我们不能让创造社会化，不能使生产服务于教育，那么，一个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效率有多高，都会沦为奴性的、拜占庭式的僵化形式，唯一的调剂只有饮食和廉价的娱乐。

自动机器和业余爱好者的工作

• 只顾维护上层建筑，而听任基础渐渐腐朽崩塌，那么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我们高度复杂的文明的存在，更重要的事故影响到它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机器体系的关键性变革和更新，就像有机生物的变革和更新一样，不是来自功能已经分化和特化的物种，而是来自功能相对没有分化的共同祖先。

政治控制

• 如果体系内部是不和谐的，那么什么样的监督都不能阻止欺诈、无赖和不合作的现象的出现。这个社会不可能用暴力来统治，也不可能用以暴力为后盾的奴性等凶暴的手段来统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在整个过程的任何一步都要遵循良性的自治和良性责任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反面就是阶级统治的原则，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无产阶级。

• 在资本主义已经陷入麻痹状态的时候，它会公开向国家求援，请国家出面拯救，让它重新站立起来。但是，一旦“狼来了”的喊声刚刚停止，资本主义就立马变得神气起来。其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国家授予的特权以及国家在关税等各方面的支持，资本主义几乎一刻都熬不过去；就更不用提当劳资双方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由国家出面镇压并平息工人运动了。其实，只有当资本主义不需要国家帮助的时候，它才会倡导和鼓吹“不需要国家干涉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是它最不想要的东西。喊出这个口号时它的意思不是“别管我的产业”，而是“别动我的利润”！

机器体系影响力的降低

• 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时候，事先做出的预言本身成为了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这种预言掌控了局势并引导局势向自己预言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它当然是“正确”的。

• 简而言之，物理世界本身的规律就为机器的发展设定了界线。只有无视这些自然规律的人们才会盲目地相信机器体系会自动地、必然地、无限地扩张。

• 对人体内部更为细致的了解可以减少医生使用各种药物的盲目性；也能够减少外科手术的数量和规模——而这些恰恰是机器文明最让人引以为豪的精巧所在！所以，外科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进虽然扩大了能够进行手术的范围，真正有水平的医生还是会在决定采用简单的手术方法之前，尽可能优先考虑使用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各种医疗资源。所以，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经典治疗方法又开始取代莫里衰的作品《没病找病》中那些稀奇古怪的药剂和外科医生库蒂斯的野蛮疗法。同样，由于人们对人体有了更细致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健身场所的举重器械几乎成了一堆废铁。在过去的十年里女士们已经习惯于不戴帽子、不穿荷叶裙和束腹胸衣，结果，生产这些服饰的产业几乎被人遗忘。无独有偶，由于人们对裸体有了更大得体的认识，这也威胁到了泳装产业的生存。最后，在过去一百年中我们一直忙于建设的铁路、输电线路、船坞码头、港口设施、汽车和水泥马路等，但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能做的就只是维修和更换了。当我们的生产变得更加理性化，当人口与产业和娱乐设施的分布更加趋于合理，一些更人性化的生活社区正在设计和修建中。在欧洲，过去二十多年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从罗伯特欧文到埃比尼泽霍华德等先驱们所做工作的延续。当这些社区建成以后，那些造价高昂的机械设施如地铁等，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超级大都市那种无序、混乱、投机的局面而建造的。
  简而言之，当人类的社会生活变得成熟起来以后，机器的社会性“失业”将和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失业一样平常。正如陆军和海军所使用的精巧的杀人机器代表着国与国之间混乱无序的状态和痛苦的集体精神失常一样，我们现在很多机器也是贫穷、无知和混乱的象征。

• 那些崇拜机器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的人们，其实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在我们的眼中，机器文明不是绝对的。机器文明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人的需求。而正是当我们人在社会层面不能很好地合作、在人格层面分崩离析的时候，很多机器才开始繁荣起来。我们是要抛弃很多没有用处的机器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未必要完全放弃机器体系而回到手工劳动的年代。我们要做的是，在与机器体系相处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想象、智慧和社会责任。

• 我们也将比现在更少地使用机器，但是我们将有丰富得多的机器类型可供选择，它们设计精巧、校准良好、运行也更加经济可靠。如果我们现在的技术继续发展的话，未来的机器体系将大大优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其差距之大，就像帕提农神庙之与新石器时代的木制建筑。转变的方向应当是经久耐用的和细致精巧的。把生产和攫取财富的贪欲分离开来，人们所偏爱的将是位于更高层次上的技术保守主义，而不是位于一个很低档次的俗丽的实验主义。

走向动态平衡

• 在19世纪的人们看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取得偶然的、没有章法的进步，就是新时代经济的本质特征。这种观点正迅速消亡。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和系统的消化吸收。换句话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诸如美国等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处境当中：当所有尚未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利用起来了，当主要的交通和通信系统都已经建成了之后，就到了沉下心来思考如何最好地加以利用了。我们的机械体系正走向内部平衡。开放时代的特征是动态平衡，而不是无限的发展；是平衡，而不是单方面的突进；是保护，而不是无节制的掠夺。即便是今天，我们也能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新生代技术时代的共同之处。新石器时代得到巩固的主要成就在后来长达2500年至3500年的时间里都保持了稳定，只是在大的模式下做了些许改变。同样，当我们到达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我们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停留数千年的时光，只有很小的起伏变化。那么，我们正在趋近的这个平衡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是环境的平衡
2. 其次是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3. 第三，人口的平衡

总结和展望

• 在讨论现代技术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似乎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调整技术体系的下一步就在于把它和我们已经开始发展的新文化以及地域新模式、社会新模式、个人新模式协调统一起来。如果认为所有由技术造成的问题都应当在技术领域的范围之内寻找答案，那么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在交响乐队中，乐器只能部分地决定演奏的风格和观众的反应。我们还应该把作曲家、演奏者和观众全盘考虑进来。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演奏音乐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回顾现代技术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0世纪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制造、完善乐器。在舞台灯光亮起之前，一个接一个的乐器加入到演奏行列里来，演奏者在竭尽全力看清乐谱。到了17世纪，小提琴和木管乐器加入了进来，并奏出了最高亢嘹亮的音符，为机器科学和发明时代的伟大歌剧拉开了序幕。18世纪，铜管乐器又加入进来，同时加入的还有开幕前的合唱。这是，金属乐器的声音完全压倒了木制乐器，嘹亮的声音在西方的每一个大厅，每一个剧院回响。最后，到了19世纪，就在引进壮丽的打击乐的时候，一直被压制而默默无闻的人声最终羞涩地参与了进来，乐谱中也还有一些不谐和音。我们是否已经听完了整部作品呢？远远没有。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次彩排罢了。至少，我们在认识到了歌手和合唱队的重要性以后，乐曲需要重新谱写。把一直在发出高亢声音的铜管乐器和铜鼓的声音降低一下，让小提琴和人的声音能够占据更显要的位置。但是，如果确实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面临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在演奏之前重新谱曲；我们在重新构造乐谱中最精湛的一节的时候，还要撤换乐队的首席乐手，并重组乐队。不可能吗？绝对不是！因为，无论现代科学和技术还有多少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至少它教会了人类一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