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避免的活在“消费控制”之下。著名的哲学家马尔库塞说,“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人们被被消费欲望所控制,自主性丧失,个性泯灭,成为“单向度的人”。
从早餐桌上的牛油果到晚间的跑步运动,从向往的成功人士到羡慕的幸福家庭,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形态都正在被消费所塑造,我们按照广告和大众传媒所宣传的方式购物、休闲、娱乐、旅行等等。
时代诊断:“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与工具理性危机
著名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社会批判。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首位提出者,就是哈贝马斯。
他将现实社会分为“生活世界”、“系统”两个层面,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
“生活世界”是对胡塞尔概念的沿用,在哈贝马斯那里,它包含了文化、社会、个性三大要素。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简单理解就是这三大要素被第三方给接管与控制了。
这个第三方是“系统”。系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它本是人造物,但由于其高度组织化、精英化,能处理很多个人无法处理的事务,因此个体越来越依赖它,系统逐步向本属于生活世界的领域扩张,造成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金钱)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
生活世界被彻底殖民化的背后,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危机。工具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高扬的价值观,它以理性替代宗教成为人们盲目信奉的对象,体现的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生活世界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性编织的“铁的牢笼”,个体完全被金钱与权力奴役,个性荡然无存,文化共识无处容身。
哈贝马斯的药方:“交往理性”与“理想情境”
不同于韦伯、马尔库塞等人对抗式的悲观主义,也不同于社会理论家用系统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案(比如在国家主义与经济间摇摆),哈贝马斯主张在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以交往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理性,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他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理性是一种对话式理性,是以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为基础的。对应于单维度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通过主体间的合理性的相互理解,达到基于合理动机的协议一致性,以便将人从系统的压制中解放出来。
交往理性的核心是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应该由所有相关者在对话、协商、交流、谈判过程中达成,为此,除了要求沟通者具有沟通资质(普遍语用学),还需提供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平台,也就是一个彻底真诚的“理想话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它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区块链:科技原罪还是交往理性?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从中本聪开始的任何一位区块链开发者提及哈贝马斯,但区块链却奇妙契合了哈贝马斯对理想话语情境的描述。
它是分布式的 ——“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
它是去中心化的 ——“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
它着力于共识机制的打造 ——达成共识,协商修正
它常常陷入公平与效率之争 ——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
科技天然具有工具理性的一面。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哈贝马斯对科技的批判是尖锐的,他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本应对权力结构造成威胁的科技进步,却通过对人的操纵、压抑以及对统治的辩护,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
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被视为“原罪”的科技,用另一种语言——计算机语言,以区块链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平台构想。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哈贝马斯并没有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起来(其交往理性所立足的普遍语用学本身就是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一),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
这或许可以给区块链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一点答案: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天然的敌人,En-Tan-Mo的SHD完备性,也并不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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