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卡如何编目世界

Bruce推荐语：
索引卡看似只是简单的纸片，但它的影响远超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它不仅塑造了现代信息管理的基础，也成为权力运作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知识的分类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世界。

关键洞察：索引卡的历史、影响与深远意义

1.    索引卡的起源与发明
•    索引卡起源于18世纪启蒙时代，由生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所创。
•    林奈在1767年开始使用标准尺寸的纸片来记录植物和动物信息，以应对信息过载的问题。
2.    索引卡与科学发展
•    林奈的分类法（双名法）为生物学提供了通用的命名系统，奠定了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基础。
•    他的索引卡方法在后来影响了英国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其他学术机构的编目系统。
•    19世纪后，索引卡成为全球知识管理的标准工具，影响了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数据存储方式。
3.    信息管理的演进：从手稿到索引卡
•    从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学术研究面临信息过载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更高效的分类和整理方式。
•    早期学者如莱布尼茨、哈里森等人尝试不同的信息存储方法，例如文件橱、挂钩系统等。
•    索引卡成为这些方法的演进成果，并在19世纪的图书馆和政府机构中普及。
4.    索引卡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    1780年，维也纳皇家图书馆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卡片目录，确立了索引卡在图书馆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    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政府规定使用扑克牌作为书目索引工具，以提高信息检索效率。
•    信息分类并非中立——索引卡的分类逻辑也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如：
•    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1920年利用索引卡建立“颠覆分子档案”，记录了20万名疑似激进分子。
•    纳粹德国利用索引卡系统编制了种族分类数据库，对50万名犹太人进行归档，助长了种族迫害。
5.    索引卡与现代信息管理的关系
•    现代数据库、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的核心逻辑仍然与索引卡类似——都是分类、存储、检索、重组信息的系统。
•    银行系统、政府档案、互联网搜索引擎等现代工具仍然继承了索引卡的核心概念。
•    权力与信息分类的关系仍然存在，如政府监控、公民隐私、算法偏见等问题。
6.    知识分类的双刃剑
•    分类是一种认知方式，但也可能导致固化的偏见：
•    林奈的生物分类系统后来被用于人种分类，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科学借口。
•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分类与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联系，索引卡正是这种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    信息组织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索引卡不仅塑造了科学史，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2017年12月1日

像每个研究生一样，我曾经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为博士口试拼命复习。这种仪式性的考验始于一份冗长的阅读清单。到了考试那天，学者必须证明自己对某一领域（无论是伊斯兰艺术还是德国历史）的精通。学生坐在教授小组面前，回答从书单中提出的问题。

为了准备这一考验，我买了一大堆索引卡。在每张四乘六英寸的小卡片上，我提炼出一本书的主要观点。这些索引卡——便携、直观、可触摸、易于重新排列和洗牌——帮助我顺利通过了考试。

然而，十多年前，当我一遍遍演练自己的考点时，我从未意识到，我的索引卡其实属于我正在研究的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索引卡是启蒙时代的产物，由其中一位杰出人物构想出来：瑞典植物学家、医生、现代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但像所有信息系统一样，索引卡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影响：它为分类人群奠定了基础，也为随之而来的偏见和暴力铺平了道路。

1767年，在他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林奈开始使用“标准尺寸的小纸片”来记录植物和动物的信息。根据历史学家伊莎贝尔·夏尔曼蒂耶和斯塔凡·穆勒-维勒的研究，这些小纸片为这位瑞典科学家提供了一种“应对信息过载危机的便捷解决方案”。其中有1000多张，尺寸为五乘三英寸，现存于伦敦林奈学会。每张纸片上都记录着关于植物的笔记，以及从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中摘录的材料。尽管它们比厚纸板更薄，并且是手工裁剪的，但它们与现代索引卡几乎没有区别。

这位瑞典科学家更常因另一项发明而受到赞誉：双名法，即赋予每个物种一个拉丁化的双部分名称。在林奈之前，人们用冗长的描述来识别植物和动物。例如，番茄的名称冗长难记：Solanum caule inermi herbaceo foliis pinnatis incisis。而在林奈之后，这种圆形水果变成了Solanum lycopersicum。多亏了他开创性的研究——《自然系统》，博物学家们才拥有了一种通用语言，该语言将自然界组织成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嵌套层级——种、属、科、目、纲、门和界。

在18世纪的欧洲，林奈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告诉他，我认为世上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让-雅克·卢梭这样评价他这位瑞典偶像。和同时代的其他博学之士一样，卢梭将植物研究视为一种道德追求，一种通向自然的高尚之路。德国文学巨匠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坦言，在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之后，没有人比林奈对他的影响更深。“上帝创造，林奈整理”——这句谚语流传甚广。

但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林奈却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从自然的混乱中创造秩序的人，却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来整理自己的工作。他分类和存储自然界信息的方法，无法跟上自己不断产出的海量数据。

林奈的外表更增添了一种混乱的氛围。惊讶的访客看到这位植物学王子时，发现他是一个“胡子拉碴”的人，穿着“布满灰尘的鞋子和长袜”。林奈对自己的描述更不客气：“眉头紧锁。右脸颊有一个低矮的疣，鼻子的右侧也有一个。牙齿糟糕，像被虫蛀了一样。”

抛开蛀虫不谈，真正困扰这位瑞典顶级科学家的问题，是如何管理海量的数据。他最初是在瑞典南部的森林里收集植物。但随着他的名声日益增长，他的研究和写作也随之增加，门下的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林奈的学生们在欧洲、俄罗斯、中东、西非和中国旅行时，也为他寄送标本，自己也在科学界享有声誉。根据夏尔曼蒂耶和穆勒-维勒的研究，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植物学家都会雇佣一个团队来管理事务，包括记录通信往来、分类标本等。但林奈并非如此，“他更喜欢独自工作。”从1750年代开始，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自己感到过劳和不堪重负。事实证明，“职业倦怠”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林奈的困境也并非新鲜事。在历史学家安·布莱尔的著作《信息过载之前的学术管理》中，她解释道，自文艺复兴以来，“新世界的发现、古代文本的复兴，以及印刷书籍的激增”引发了一场信息爆炸。随着通信网络的扩展，知识的流通量也随之增加。

总结、分类和查找新材料并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工具和技术。印刷书籍需要买家。而笔记本虽然可以集中存放信息，但要在其中找到埋藏的某个细节却是另一回事。完成一篇学术论文不仅仅是对博学或毅力的考验；处理材料本身——记录、查找、检索——简直是一场后勤噩梦。

因此，索引卡的发展历史，必然也是复杂多面的。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J·埃德加·胡佛，曾在国会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他在那时磨练出的技能，后来被用于建立臭名昭著的“编辑卡片索引”。到1920年，他已经编目了20万名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人物及组织，并建立了详细的交叉索引。

纳粹意识形态学家则建立了一个更加致命的索引卡数据库，以种族和基因背景为标准，对50万名德国犹太人进行分类。其他政权也曾使用类似的方法，利用索引卡的简单性和多功能性，对真实或想象中的敌人进行编目。

整理信息的行为——即便只是关于植物的笔记——从来都不是中立或客观的。任何使用过索引卡来规划项目、构思故事或备考的人都知道，等级划分是不可避免的。40年前，米歇尔·福柯在一篇论文的脚注中指出，令人好奇的是，历史学家们竟然忽略了索引卡的发明。

那本书是《规训与惩罚》，探讨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索引卡的发明是权力与技术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如它所编目的那些类别一样，林奈的纸片既属于科学史，也属于政治史。

本文由《Object Lessons》提供。

关于作者

Daniela Blei 是一位居住在旧金山的作家和书籍编辑。她的作品曾发表在《史密森尼》杂志、《洛杉矶书评》和《Outside》杂志上。